从1990年小平同志打出“上海浦东”这张“王牌”，浦东开发开放已经走过了30多年。浦东开发开放取得的成就，以及积累的经验和教训，成为浦东再创业、再改革“勇于挑最重的担子、啃最硬的骨头”的独特资本。这种独特资本，和成就一样，可以归纳出很多条，但若透过现象层面，则能洞见其深层主线：开放引领，深度融入世界市场。

毋庸讳言，面向“十四五”，浦东作为上海的窗口前沿，要率先成为国内大循环的中心节点和国内国际双循环的战略链接，还明显存在配置全球资源能力不够强的短板。因此，在经济全球化遭遇逆流的大变局下，浦东继续代表国家参与国际合作与竞争的使命感将更强烈，扩大开放的重点将更为深刻——更加注重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更加注重增强对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的吸附力、掌控力、引领力，以助力整体突围。

浦东的一大“法宝”即是金融先行。浦东是包括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在内“五个中心”建设的核心功能区，是中国金融市场最活跃的地方。国家赋予浦东“打造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引领区”的时代新任务，一个至关重要的“引领”，无疑是要进一步完善金融市场体系、产品体系、机构体系、基础设施体系，发展人民币离岸交易、跨境贸易结算和海外融资服务，建设国际金融资产交易平台，将浦东打造成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的重要枢纽。

浦东被选取作为改革开放现代化建设引领区后，将极大推进上海迈向全球一线城市。随着自贸试验区、科创中心主体承载区域落在浦东，各类重大改革事项大多于这片热土上先行先试。上海自贸试验区328项“可复制可推广”的新制度推向全国，浦东依托自贸试验区建设，对标最高标准、最好水平，推动政府职能转变，释放企业和市场活力，打造国际一流营商环境。

一方面，在基本建成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基础上，进一步构建与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相匹配的离岸金融体系。《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支持浦东新区高水平改革开放打造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引领区的意见》（下称“意见”）指出，“支持浦东在风险可控的前提下，发展人民币离岸交易”。在浦东打造人民币离岸交易中心，对于上海金融“补短板”、汇聚全球资本意义重大。

另一方面，在临港自贸新片区政策支持基础上，加码赋予浦东更广泛、更高程度的开放空间，将极大增强上海的全球资源吸附力、竞争力。意见指出，“在浦东全域打造特殊经济功能区”。这意味着，浦东在税收优惠、投资自由、取消不必要的贸易监管、许可和程序要求等方面，实现了制度性突破，加之已获得“制定法规的权利”，政策供给力度空前。

近年来，中国稳步推进金融改革和开放，但从开放度来看，与中国经济的世界影响力相比较，中国金融的国际影响力是相对不足的。在加大金融开放力度过程中，上海的金融市场将与世界的资本市场互融互通，金融风险的传染性和复杂性也会增大。因此，在金融开放“加码”的同时，要特别警惕境外资金的大进大出和“热钱”炒作，避免出现房地产和金融资产的过度泡沫化。

总体来看，我国加大金融开放力度所带来的金融风险是在可控范围之内的。中国经济的竞争力、经济的规模以及经济的韧性，可以较好地吸收开放所可能引发的一些风险。再者，风险中也蕴含机会。一个没有风险的金融市场是不存在，也是没有免疫力的。加大金融开放，对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来说，机遇大于风险。我们要做的是，防止大的金融风险对金融体系的系统性影响，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要降低金融开放导致的金融风险，说到底是要推进金融体系的现代化进程。

除了致力于金融基础设施现代化等“硬建设”，还要特别注重优化底层的“软环境”。一是金融法制现代化。没有金融法制的现代化，人民币也不可能实现国际化。开放会倒逼法制的完善。不仅要完善相关法律条文，更要养成法治理念、树立法律的权威和威慑力，要严格执法。二是强化规则意识。规则意识的基本原则是公平性、稳定性。只有公平的、稳定的制度环境才能产生合理的契约，然后遵照执行。没有规则，谈不上“接轨”，则无法实现国际化。三是提升监管能力。大量的外资进入势必对我们的监管能力和制度创新能力提出新的挑战，倒逼监管者要有更敏捷的学习能力，以有效监管层出不穷的金融创新。随着金融开放的进一步加大，用新的宏观审慎框架来取代原先的管制模式，成为大势所趋。

（作者系中欧陆家嘴国际金融研究院副院长、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