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按照北交所最新的制度设计，其对上市公司具有遴选机制和涵养空间；因此作为试金石，可以基本上保证未来经济主体的质量、控制或避免系统风险。 ]

9月2日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在2021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全球服务贸易峰会上说，我们将继续支持中小企业创新发展，深化新三板改革，设立北京证券交易所（下称“北交所”），打造服务创新型中小企业主阵地。9月3日，北京证券交易所有限责任公司完成工商注册，注册资本10亿元。9月17日，北交所明确个人投资者准入门槛为50万元，机构投资者准入则不设资金门槛。其战略价值被中国的决策机构和经济学家们认定为：资本市场更好地支持中小企业发展壮大、落实国家创新驱动型发展取向和全面深化资本市场改革重要举措。任何支持、取向和改革，都会表现出对相应产业、企业的功能新导向。如果设定北交所功能新导向的时间段是面向2035年，那么，笔者认为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基于华北经济腹地的试金石

众所周知，中国资本市场的主阵地在此之前始终在南方（长江以南）。上海和深圳这两大国际资本市场上的主力，其服务背景分别是长三角（更广阔的是华东经济腹地）和珠三角（更广阔的是华南经济腹地）；同时也相应地诞生了由城市轨道、高速公路、洲际高铁互连互接而造福经济振兴的城市群。而在中国北方尤其是华北经济腹地，早在北京夏季奥运会之前就已经实现了京津唐区域一体化框架、渤海湾经济圈的构想，及华北五省份经济的联动机制。而且华北（北京、天津、河北、山西、内蒙古）地域辽阔、传统产业基础深厚、劳动力人口具有比较优势；领头的京津唐等主力城市，又具有尖端科教、技术研发和职业培训的雄厚实力。但这个区域恰恰多年以来，却没有相应的资本市场加以滋养。

笔者是从2011年开始关注、调研京津唐区域一体化和华北经济腹地的。当时，首都北京的非服务类、贸易类产业要素开始向河北进行转移；高端科技研发布局出现高校、科研机构和大企业联合开发的新态势；人口趋势（含自然增长和移民倾向）跟踪分析系统在政府决策机构主导下顺利启动；对外贸易方面由海关和主要水运口岸、铁路枢纽和航空港进行转型方面的探索。十年来，华北经济的这些探索和努力收获了丰硕成果。不仅城市面貌焕然一新，乡村建设不亚于华东地区，人口自然增长平稳且劳动力资源保持着充沛状态，对外经济合作从联动升级为辐射（如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达沃斯夏季论坛等就是极其鲜明的案例），更为重要的是，这个黄金十年使得华北五省份的经济体量有了迅猛的提升。

北京作为首都，也是华北经济的主要发动机；其经济实力如同远洋编队中的航母。国际社会和投资者们都清楚：北京拥有四大支柱产业，即新一代信息技术、高端汽车和新能源智能汽车、生物技术和大健康、机器人和智能制造。从北京的“十四五”高精尖产业发展规划来看，北京将在未来五年即“十四五”发展期间，谋求打造面向未来的高精尖产业新体系，培育形成四到五个万亿级产业集群；高精尖产业占比超百分之三十，将集成电路、智能网联汽车、区块链、创新药等，打造成为“北京智造”和“北京服务”的新名片。目前，北京在特种机器人、创新药、自动驾驶和人工智能等领域已处于全球领先地位，在近年陆续涌现出一大批行业型标杆企业。

值得强调的是：北京的第三产业发挥了经济巨轮前行的压舱石作用，其对经济增长率的贡献达到了87.8%；明显高于上海、深圳和广州等南方城市。其中关键性的金融、信息服务、科技服务等优势行业，在今年以来持续发挥着带动作用。

北京是华北经济优势的集中体现，天津、唐山等大中城市还各有基础优势和新发展潜能。这样的经济体量和发展新态势，需要一个创新型服务型的证券交易所匹配。笔者此前在调研中发现：先富起来的民营企业主没有新的发展方向而选择移民海外、企业股份转让之间过于直接而导致司法介入频繁、大企业病即本来应该有产业链支撑体系的大企业变成统统独自兴办相配套业务、科研资金投入规模庞大而溢出价值并不明朗、科研院所拥有新兴技术和自主知识产权者无法近距离在研发地获得融资和证券等金融服务支撑。因此，北交所诞生必然是大势所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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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新兴城市经济发展的催化剂

按照北交所最新的制度设计，其对上市公司具有遴选机制和涵养空间；因此作为试金石，可以基本上保证未来经济主体的质量、控制或避免系统风险。同时北交所功能体现在导向层面，还是华北和京津唐区域新兴城市经济发展的催化剂。

华北地区和华东、华南区域在改革开放以来的四十多年中，发展模式基本是相当的；也是出口、投资、消费即三驾马车拉动。只是在出口地缘格局上分别经略的是环渤海、长江口和珠江口。中国经济经过四十年积累后，已经成为世界第一出口大国了；再继续拼出口总量且作为带动经济增长火车头，必将遭遇更多的海外市场壁垒。因此，出口对于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是必然要下降的。有经济学家在和笔者交流时指出，与其被动等待贸易壁垒形成、不如主动开辟好国内循环发展主打经济区域。“十四五”期间，华北就是比较理想的国内循环主打经济区域。

要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新发展格局，一方面要不断提高城市群主体居民的收入水平、让国内循环的比重可持续增长；另一方面在技术创新、产业升级上充分发挥比较优势和区位优势，充分利用所能面对的市场资源条件。可以说华北地区无论是在交通、通信、物流等固有优势，还是在人力、研发、新产业等后发优势上，都已积累充裕的市场资源。要点燃其能量，就必须由北交所来催化。

毫无疑问，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必须要有一大批创新型的企业家。企业家要实现创新才能获得金融支持，同时金融的支持对于整个城市形成创新氛围也是必需的新条件。以往改革开放政策效果的分析者们并不注重民营企业家第一桶资金的合理来源，甚至强调“英雄不问出处或出身”；不少成功企业家的传记或回忆对于其创业资金的来源，也都是非常模糊或刻意回避。而目前，中国已经加入世贸组织二十周年，国际社会对于中国新兴经济体和新型企业投资公告有着更加明确的信息透明要求。因此，北交所的诞生和运行就为创新型企业家提供了保障。

与此同时，北交所投入运行为新兴城市经济注入金融活血，也可以说是为创新提供了动能。笔者曾经连续多年在天津调研可持续发展，天津的空港和口岸、高铁枢纽完全是一流的，其对华北区域的辐射能力也并不亚于上海对华东区域的同类效能。天津的滨海新区一度比对上海的浦东新区，机制上也努力借鉴和靠拢；但是因为没有证券交易所的实质性支持，滨海新区在新兴经济的爆发力上总是有所不足。以往天津在营商环境中强调银企联盟，但近年来企业负债率等直接融资的指标并不理想；其中导致的银行收紧银根的副作用就是中小企业贷款难。

随着“十四五”规划的展开，天津明确了面向二零三五的发展思路；即突出津城和滨城两大引擎概念。所谓津城就是指老城区，重点发展现代服务业；而滨城就是近海的崭新城市体，重点就是要提高现代化制造和科技创新能力。今年上半年，力主创新发展的天津经济收到了良好的回报；相关指标上优于重庆以及多个省会城市。北交所的出现，正可谓是一场可以滋润企业尤其是创新型民营企业发展的及时雨。

三、传统资源城市转型的风向标

经过十八个月新冠疫情对经济体系冲击的严峻考验，中国包括华北地区不仅在复工复产和创新驱动方面走在了世界经济体系的前列；而且正表现出最明显的战略优势，即科学的发展预测、合理的产业替代、配套的支撑体系、规划的政策储备。北交所恰恰是中国新一轮扩大改革开放和增强资本市场开发力度、广度的必然引擎，即是有预见性和科学性的。就笔者所了解的情况而言，天津经济界对北交所的期待不是秘密。

作为拥有中国北方的国际航运中心和世界第八大港口的国家直辖市，天津今年上半年经济已经步入创新型增长轨道，仅今年第二季度净流入天津生活工作的人口就达到了九万人。这批高素质人才的流入，极大地丰富了天津的创新原动力和行业分工新内容；其中一个重要因素就是感知到北方经济发展的前景将如同当年的深圳，北交所正是他们的希冀。这种希冀就是在于：创新型小微企业的运行是有资金蓄水池保障的，只要按照规则理性地创业、投入和进入市场开发，其增长的收益就是转型发展红利。

天津经济界和相关智库还认为：华北区域除了京津唐这样的大城市，还有一大批中等城市也需要步入发展创新的新轨道；因此，北交所对于华北区域内的传统资源城市的转型，也是一个资金池和价值风向标。

笔者曾经跟踪研究过内蒙古明星城市鄂尔多斯，这是一个原本很普通的地级市；但它的自然资源十分丰富并且一度是内蒙古和华北的能源重化工业和毛纺织业基地。鄂尔多斯的支柱产业依次是煤炭、化工、天然气和羊绒，其中煤炭探明储量为全国的六分之一、天然气储量是全国的三分之一、羊绒制品产量是全国的三分之一和世界的四分之一。有学者曾比喻鄂尔多斯是华北的中东式富豪，就是没有什么改变也能躺着增加收入。

但是，不能依赖传统资源禀赋和粗放增长模式，已经成为内蒙古经济界的共识。经过这些年来的积累，内蒙古经济总量已经相当于三十个蒙古；而蒙古方面迫切希望加大和内蒙古的服务贸易与技术合作。特别是蒙古方面，也想在未来摆脱单纯对畜牧业和矿业的路径依赖。

因此，鄂尔多斯也在锐意创新。就今年上半年而言，鄂尔多斯已经在新型化工、高新材料、草原生物制药、高载能、林沙产品加工等新型产业方面，取得了布局上的突破。同时作为整个内蒙古自治区的经济优等生，民营企业家群体也在探讨如何创新驱动、如何获取相应的金融资源助力，北交所正可谓其转型的风向标。当然，北交所面临的转型支撑需求将扑面而来，如何进行资本投入和募集的效益评估，以及对辽阔华北所需要的转型产业合理性的科学预判，绝对是大课题。

（作者系上海社会科学院上海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