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5月，笔者在参加一个有关美国通胀的电视辩论节目时，一位美联储前高级经济学家当场给出了“根本看不到美国会爆发通货膨胀迹象”的判断。毫无疑问，这个判断令人感到相当错愕，因为当时的美国不仅通胀迹象已经愈发明显，而且整个经济体系也处于某种非正常状态：经济在疫情冲击下支离破碎，股票市场在天量流动性支撑下尽管表现亢奋但对实体经济的支持相当有限，能从股市非理性繁荣中获益的主要还是少数有实力的参与主体。

美国总统拜登在3月份签署总额高达1.9万亿美元的新冠疫情纾困法案，一半美国人收到每人大约1400美元的支票。收到政府支票的人，有的用这笔钱改善个人资产负债表，但更主要的是用于消费，这显著助推了3月份美国零售额增长9.8%。但这种所谓的“支票幻觉”以及疫情期间慷慨的失业保险带来的负效应是：很多美国人甚至整个家庭根本不想再去上班，甚至出现近300万人请愿敦促国会发放“及时支票和经常性付款”的奇葩景象。而一旦那些美国民众的愿望不能得到满足，拜登政府的支持率就将不可避免地下滑，于是政府被迫向市场和消费者持续释放流动性和救济，以维持经济社会的相对稳定。

随着全球供应链的局部中断，加上不少美国居民早已习惯向政府伸手而不去就业，导致“太多的货币追逐太少的商品”成为当下美国经济最真实的景象，而其直接后果便是通胀一路上升。来自美国劳工统计局的数据显示，10月美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同比上涨6.2%，是自1990年以来最快的年度涨幅，而且相比9月的5.4%又有显著提速。倘若经济学家米尔顿·弗里德曼在世，他一定会大骂美国如今奉行的“现代货币理论”政策何其荒谬，以及对美国经济造成的中长期损害何等之大，并大声疾呼：美国必须控制货币发行！因为通货膨胀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都主要是货币现象。

美国总统执政向来有一个所谓的“333”晴雨表，即衡量总统施政业绩是否良好的三个经济指标：经济增长速度不低于3%，通货膨胀率不超过3%，失业率不超过3%。如果在其中某一个指标或多个指标上出现较大偏差，哪怕总统在对外政策上再怎么成功，也很难阻止支持率下降，如果竞选连任也往往会以失败告终。

例如，特朗普曾在执政期间宣称他是50年来将失业率控制到最低的美国总统，但由于其在应对新冠疫情中的糟糕表现，导致部分选民弃他而去。而在30年前，老布什总统刚刚打赢海湾战争时风光一时无两，国际威望也颇高，但他还是赢了外交输了内政，最终在与克林顿的对决中败下阵来。回望克林顿治理下的美国经济，尽管也有这样那样的问题，但那个时期美国人的收获感无疑比同样是民主党执政的今天大得多。或许是智商超高的克林顿时运一直不错，他在经济上把凯恩斯主义、货币主义、供给学派和理性预期学派中和起来，形成既反对完全放任，又反对过度干预的“克林顿经济学”，美国经济当时也因此取得空前的繁荣。克林顿在执政最后一年更是录得2370亿美元的财政盈余，其卸任时美国国债规模为5.6万亿美元。

其后的美国历任总统不仅无法实现财政盈余，反而是把财政赤字与国债规模越做越大。根据美国政府公布的数据，美国2021财年（即2020年10月1日至2021年9月30日）的联邦财政赤字为2.77万亿美元，仅比疫情最严重的2020财年时的3.13万亿美元低了一些。至于联邦债务，一年前的2020年11月，美国联邦债务规模为27.44万亿美元，较上一年底增加了3.4万亿美元。而到今年10月，联邦债务已逼近29万亿美元。美国财长耶伦11月中旬在给国会的一封信中称，美国财政部的现金将在12月耗尽，继10月份后将再次出现提高债务上限的困境。

另外，拜登政府为了振兴实体经济、激活新兴产业竞争力以及促进所谓可持续发展，一方面开具了近50年来规模最大的基建投资支票，这项总额达1.2万亿美元的基础设施投资和就业法案罕见得到了两党支持，堪称“具有里程碑意义”；另一方面还积极寻求国会通过一个总额高达1.75万亿美元的所谓“重建更好未来”社会支出法案。该法案已在众议院获得通过，预计在参议院也将很大概率获得通过。从该法案内容看，主要用于儿童、家庭、医疗、解决住房补贴等民生以及应对气候变化等重大问题。

拜登政府两大支出法案的目标指向可谓“雄心勃勃”，既要解决关乎美国中长期战略竞争力的短板问题，又重视民生福利等影响面广泛的社会问题。但对债台高筑、囊中羞涩、财政收支捉襟见肘的美国政府来说，如何拿出这两笔钱以及是否能够保持政策的稳定性与连续性，都不是那么容易解决的问题。

作为全球第一经济金融强国，美国既不缺钱又很缺钱，前者是指美国仍然可以仰仗美元霸权释放天量流动性而免受追责，后者是指早已力量使用过度的美国，根本做不到主要依靠自身力量来医治其千疮百孔的经济体系。美国尽管拥有一批市值超过万亿美元甚至逼近3万亿美元的超级企业，但历史终将证明：如果国家和民众长期“不务正业”，不是琢磨怎样把实体经济做强做大，而是总想把“财政赤字货币化”玩得滚瓜烂熟，则其系统性经济与金融危机的爆发一定不会延误。（作者是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金融贸易学院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