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中国经济总量超越日本，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但对普通民众而言，这个全球第二的荣耀，距离现实的幸福感却还有相当大的距离。
经济繁荣往往并不意味着民众福利的同步增长，在我国现有的收入分配格局下，居民的收入增长长期低于经济增速，并无法分享太多的增长果实。而且，经济增长总是会带来物价上涨，通货膨胀会在悄无声息间吞噬普通民众的财富。
2010年的通货膨胀让人印象深刻，如果仅从物价指数看，2008年的通胀程度其实远远超过今年，但是民众却在今年感受到更多压力，原因在于2008年的物价上涨主要集中在猪肉和石油等少数品种，而这一轮则是全面开花，小到蔬菜，大到房价，几乎无一不涨。究其原因，一方面是过去两年为应对金融危机而超发了过多货币所致，一些无法为实体经济所吸收的资金，以及海外热钱都需要找到载体，而这种载体不仅只是绿豆、蔬菜和住房，创下历史新高的黄金、成交价屡屡过亿的收藏品都为这些无处可去的资金提供了载体。其次是因为中国经济总量越来越大，对应的增长成本也会越来越大，无论是原材料还是劳动力成本，都因为中国需求因素而更加稀缺，更加昂贵。以此看，即使将来我国的货币政策收缩，减弱通胀大幅恶化的可能性，但从更长远的眼光看，在今后相当长时间内，我们都将不得不容忍并习惯相对较高的物价。
通货膨胀严重到一定程度，也就从经济问题转换成了社会问题。当10月份的CPI创下了25个月的新高，国务院迅速出台了16条措施稳定物价，各地方政府和中央部委也都在年底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反通胀之战。应该说，政府应对通胀的反应之快值得充分肯定，但具体应对手段，则还有待商榷。尤其是对一些商品采取简单的行政限价，很多都是只管当下不顾将来的短期做法，反而会为将来的通胀埋下更大的隐患。
如果将现在的行政干预物价视为金融危机后大政府角色的延续，对中国经济进一步良性、健康发展而言，其实存在着相当程度的隐忧。
两年前的金融危机改变了整个世界的运行方式，当自由主义信奉的市场经济突然失灵，几乎一夜间，所有的国家都变成了大政府主义者，希望以政府的力量将经济拉出泥沼。政府的体量迅速膨胀，在短期内确实起到了期盼的效果，尤其是对政府干预手段驾轻就熟的中国，不到一年时间，GDP增速就重回巅峰，美国和欧洲等发达国家虽然在今天还在担心二次探底，但至少也借助政府之力脱离了衰退的底部。
当一个政策表现出强大的有效性，会在相当长时间内习惯性延续。在金融危机时候大放光芒的政府干预政策就是如此，它一方面让政策制定者们萌发出相当的自信，同时也产生难以摆脱的依赖性。上世纪30年代，以罗斯福新政为代表的大规模政府干预面世后，并没有随着大萧条的结束而消散，反而在随后几十年内影响了整个西方世界，不仅是政府对经济活动大规模干预，企业的国有化浪潮也蔚然成风。大政府的趋势一直延续到上世纪70年代，当西方国家纷纷出现滞涨时，人们才逐渐抛弃了大政府主义。
这一轮金融危机的波及范围之广，远远超过上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而各国政府对于经济的干预程度也远甚于从前。如果以经济学上的路径依赖来看，在一条道路上走得越远，退出的成本也就越高，上世纪30年代的政府干预主义一直持续了半个世纪，这一轮又将持续多久？如果政府干预在未来很长时间内成为常态，对于经济的破坏性不言而喻，随着将来经济摆脱危机的影响恢复增长，而危机时候采用的政府干预政策却迟迟没有退出，势必会扭曲要素价格，干扰资源配置，最终从经济增长的引擎变成拖累。如果说今天中国的通胀还可以正面理解成经济繁荣的副产品，将来，经济增长放缓甚至停滞之后，滞涨的局面则无论如何也无法和正面因素挂钩。
经济总量全球第二，对中国是一个高度，也是一个关键的转折点，如果继续保持8%的增长速度，可以在20年内超越美国，成为全球第一大经济体。如果无法保持增长，面临的不仅是失去全球第二的位置，更有可能激发自身的各种社会矛盾。中国经济30多年的高速增长得益于很多因素：融入全球化市场、廉价的劳动力、房地产市场的黄金十年以及日益提高的市场化程度等。当中国经济站上全球第二的位置时，不难发现，这些曾经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都面临减速的风险，中国经济需要寻找更多的增长红利，这对于中国经济的掌舵者提出了更高的考验。
物价是怎么“胀”起来的
我们正在经历中的通胀兼具了需求拉动和成本推动的双重特点，这一过程中，超发的货币拉动了资产价格，尤其是“住”的价格，继而带来了诸多生活必需品价格的上升。价格总水平的上涨又成为工资上涨的理由，工资上涨又形成成本推进的通货膨胀。
主笔 邢海洋
零星的线索
物价是怎么涨起来的？是从哪儿开始涨的？当年底我们激烈地探讨着“到香港打酱油”、“在社区绿地种蔬菜”的时候，还真难理清一年中的通胀脉络。尤其是有了2008年那次的大通胀背景，居民们对价格上升并不敏感。那次是全球范围内的通胀，外有原油步步为营地推高，内有猪肉的呼应，最终形成了本世纪前10年里最高的CPI，8.7%。回头看，这次显然没有如此明显的主线。这次的上涨，由点及面，由暗到明，步步潜入，和3年前国际大宗商品海外高调引导，国内被动拖曳的方式大有不同。
年初物价偶有骚动，从表象上，全是一些个别事件，每件事件背后，都离不开一些“黑手”作祟。
生产资料上，最突出的是铁矿石。2009年全年，金融危机过后需求不振，必和必拓、淡水河谷和力拓三大铁矿供应源改变了销售策略，加大促销利度，铁矿石一次性打折，幅度超过20%，并且全年固定在60多美元/吨的低价格上，矿山甚至把铁矿石堆在国内的港口码头零售。这一年，我们共进口了6.28亿吨铁矿石，比上年增加进口1.84亿吨，增长41.6%，是历史上增加进口量和增长幅度均最大的一年。这样意味着，作为全球最大的铁矿石买家，2009年我国进口量已经超过全球海运贸易总量的一半。不过，铁矿石需求方面的“垄断”地位并没有赋予我们定价上的话语权，2010年度铁矿石谈判之初，传来的消息还是三大矿山要涨价30%～35%，隔了一个春节，毫无征兆的情况下，铁矿石现货价暴涨，三大矿山开始了漫天要价，涨价90%～100%，长协价也要改成短协。最终，钢企接受了季度定价，今年1～11月，我们少进口了600万吨，可为了涨价的铁矿石多支付了1700亿元人民币。这1700亿元若摊到我们13亿人口的每一份儿上，每个人便要多支出130元。这是物价上涨最直接的例子。
三大铁矿的“说一不二”曾经造就了长协价的三连跳，年涨幅动辄70%左右。今年季度定价近1倍的上涨也算不得难以接受。因为和垄断集团比起来，天气似乎更难把握，而天气的捉摸不定给今年物价，尤其是农作物的影响看起来是最显著的。
全球变暖的大趋势下，天气也来“捣乱”。始自2009年秋天，西南五省持续干旱。秋季、冬季和春季连旱使西南部分地区遭遇百年一遇的特大干旱，2010年农作物受灾面积超过6000万亩，其中绝收面积达1600万亩，因灾直接经济损失超200亿元。西南地区夏粮的减产幅度达10%以上。在北方，大风和低温天气带来的影响甚至超过了南方的危害，黑龙江、河北、山东等省均为排在全国前五的产粮大省，这里，冬小麦遭遇到30年一遇的冻害，夏粮丰收岌岌可危。并且，迟来20天的季相还影响到春播，生产季的缩短不可避免地影响到夏粮产量。当时，多方预计，各种因素叠加，夏粮将减产3%～4%。连续7年，我国粮食稳产增产。通常，夏粮虽只占到全年粮食产量的1/5，但也是连续7年丰收。突如其来的坏天气还是足以使投资者和消费者对这个消费刚性十足的基础商品产生恐慌情绪。但事实却是，粮价基本保持稳定，2010年第一季度，青黄不接之际，最大的主粮品种稻米价格甚至下滑。
粮食中真正引起恐慌的是小杂粮品种，绿豆、红豆、黑豆、薏米、黑米、黑芝麻等小杂粮价格成倍飞涨，绿豆贵过猪肉，薏米仁一斤接近20元，以至于民怨沸腾，“豆你玩”成为治安事件，养生专家被查处。杂粮的引领粮价，回溯起来，和其单产少、品种少、便于被投机者利用不无干系。杂粮常年种植面积虽占全国粮食作物种植面积的10%，但单产小，产量只占全国粮食总产量的4%～5%。并且由于我国杂粮出口价格有很多优势，年出口量占到全国粮食出口量的10%左右；创汇占粮食出口创汇总额的20%～30%。本来产量少，又大量出口，留在国内的数量有限，加之杂粮种植主要分布在我国东北、华北、西北和西南等干旱半干旱地区、高寒山区，正是受灾最严重的地区。如去年绿豆主产区吉林省和内蒙古自治区大旱，减产近四成。另外，杂粮之所以“杂”，乃因为几千年的作物在选育进化中处于劣势，产地大都地处偏远、土壤瘠薄，故而少污染，营养成分也因杂而“杂”。先天的不足，却无意中迎合了崇尚养生的现代人的需求，被赋予了草药的期待。多种因素促成，一轮供给紧张的趋势便被投机者利用，成为囤积居奇，牟取暴利的工具。主粮却不同，国家年年以托底价格征收，保障产量。粮库中储备充盈，投机者自不敢轻举妄动。
物价涨得让消费者气短，还是秋天之后的事。房价涨一倍，购房者可以先拖一拖再购买，况且全国85%的家庭拥有自住房，涨价等于财富增厚。杂粮涨价，消费者可以选择替代品，多消费主粮；夏天，植物生长季节，个别地区虽有灾荒，但全国范围内蔬菜供应充足，且旺季的价格，再贵也有限度。铁矿石涨一倍，可通过炼钢厂和制造商的消化，终端消费者感受甚微。于是，一个优哉游哉的夏天在不知不觉中流过。秋天来了，一场提前到来的寒流改变了一切。以北京为例，按常年的气象经验，连续5天日平均气温在10℃以下为入冬。近几年，北京的入冬日多在11月上旬，可10月中旬后，雾霾天气招致气温骤降，冬天提前到10月下旬。蔬菜价格翻番，消费者再也无法平静了。
10月，全国CPI涨幅达到了4.4%。其中食品价格更上涨了10.1%。本来是收获的季节，蔬菜、水果大量上市，价格本应回落。按统计局的解释，自然灾害的多发、重发是主要原因。10月份海南还在发洪灾，海南是很重要的蔬菜供给地，故而对10月份食品价格上涨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但问题是，除了蔬菜，食品和日用品的两个最基本的原料——大米和棉花均开始涨价，并且来势迅猛。农产品的齐涨才引发了食品等的大面积涨价，消费者恐慌心理才蔓延开来。
5天间，郑州商品交易所的籼稻主力合约期价已经从2200元/吨涨至2500元/吨，创下了品种创设以来的最高价。从2008年早籼稻在期货市场交易以来，该品种向来走势平稳，年度价格稳定在每吨2000～2200元，被誉为食品价格的“定海神针”，恐怕再有想象力，也难以预见到一周内14%的飙升。而棉花，一个多月的时间价格从每吨1.7万元上涨到3.4万元，整整涨价一倍。
大米和棉花，一个是担负着全国半数人口口粮的“主粮中的主粮”，一个是服装业的主要原材料。从CPI的八大组成部分看，食品占34%，烟酒及用品4%，衣着9%。也就是说，两种上游原料直接涉及到47%的物价组成。尤其是大米，作为所有食品的“源头”，粮价上涨对整个价格上涨所产生的影响是任何其他农产品价格远远不能比拟的，粮食价格的上涨会拉动肉类价格，进而传导至整个食品及食品加工类价格，对CPI的拉动作用非常明显。这个意义上，10月份可谓本来通胀的分水岭。“吃、穿、住、行”，居民基本生活的4个最关键的行为，其中“住”在上半年涨得最快，但下半年已经稳定住；“行”则因为海外油价维持在80美元/桶左右，暂时解除了警报。可“吃”和“穿”，居民赖以生活的两大基本条件，都发生了变化。
棉花价格暴涨，当然也可以从很多偶发的因素中寻找到答案。比如作为纺织业原料的棉花，其价格难免随着宏观经济的大起大落而波动。2008年的金融危机重创了需求，棉价跌至多年低点，进而导致了去年全球播种面积大幅度萎缩，到了今年，工业需求恢复后，可种植业并未同步，结果是全球年度供求缺口近300万吨，将近全球全年产量的1/7。但无论如何，稻米的大涨却是无法用偶发原因解释的。今年又是一个丰产年，稻米又是全球贸易量最小的主粮品种，国内价格很少受海外市场影响。为保障13亿人口的吃饭，稻米又是重中之重的储备品种。关于稻米的生产，国家有4个“确保”，“确保4.5亿亩种植面积”、“确保2亿吨稻谷的综合生产能力”、“确保稻谷占全国粮食总库存量的35%左右”、“确保粳稻占稻谷总产量的35%以上”。稻米的被爆炒，甚至也不能用“蒜你狠”般凶悍的游资来解释，2亿吨稻米，价值5000亿元人民币，从农户到加工商到国家储备粮库到城镇居民，人人拥有，根本无法操纵。
稻米的暴涨，也只有从基本面去解释。成本上，一年间农业生产成本多次上涨，0号柴油价格从6.19元/升涨至6.88元/升，种子、肥料、农药、雇工费、机械费、水电费、地膜材料等费用无一不涨。我国的水稻生产，工费所占比重最高，是总成本的60%以上，随着各种生活必需品价格的提高，工费也正在不断提高。年中以来，除了稻米，几乎所有农产品价格都在涨。米价滞涨，唯一的后果只能是农民弃种水稻，改种其他粮食。稻米最后的跟涨也就是顺水推舟，再自然不过。期货市场上的投机者所做的，是“顺风扯帆”，推了通胀最后一把。
经济学理论上，物价上涨的原因主要有两种，一种是需求拉动的通货膨胀，指的是总需求过度增长所引起的通货膨胀，即“太多的货币追逐太少的货物”。一种是成本推动的通货膨胀，乃是由厂商生产成本增加而引起的一般价格总水平的上涨。如果简单地归纳，“蒜你狠”可谓是“太多的货币追逐太少的货物”的结果，大米则是成本推动的典型。但放在物价总水平的尺度上，我们正在经历中的通胀兼具了需求拉动和成本推动的双重特点，是需求和成本混合推进的通货膨胀。这一过程中，超发的货币拉动了资产价格，尤其是“住”的价格，继而带来了诸多生活必需品价格的上升。价格总水平的上涨又成为工资上涨的理由，工资上涨又形成成本推进的通货膨胀。
考察成本推动型通胀，不妨从大宗商品的转折点开始。在一个成本推动型的通胀过程中，物价从源头涨起，沿着产品链从上游到下游，从初级制成品到商场货架上的商品，逐步传递。实际上，在近两年的物价走势中，文华商品指数的转折发生在2008年12月，随后基本上大涨小回，从最低的103.71点一路涨至2010年11月最高的217.70点，涨幅超过一倍。只是在2010年1月到6月间，走势稍事休整，指数在150～180点震荡。至今，大宗商品仍无见顶的迹象。
生产者物价指数(PPI)，衡量的是工业领域商品在不同的生产阶段的价格水平，价格变动滞后于大宗商品价格。金融危机后，与大宗商品价格走势一样，我国PPI指数处于直线下滑状态，只是滞后了数月。本轮PPI见底于2009年的7月，同比下降了8.2%。论时滞，整整比大宗商品晚了7个月。PPI的见顶则出现在2010年的5月，相对于第一波大宗商品的见顶，则又晚了4个月。从2010年5月到9月，PPI缓缓回落。此后再度回升，对应的是大宗商品6月后的第二波上涨。若以大宗商品第二波30%的涨幅，11月PPI6.1%的数字还远未见顶。
CPI不仅包括消费品价格，还包括服务价格，CPI与PPI在统计口径上并非严格的对应关系，但CPI毕竟与PPI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走势往往趋同。分析数据，本轮CPI的转折点出现在2009年7月，与PPI同时见底；第一轮见顶则出现在2010年2月，基本与PPI同步。而到了2010年10月后，CPI从缓慢上升到急升，也和PPI步调一致。这是否可以作为成本推动型通胀的证据，或许还有待更深入的研究。
过多的金钱，有限的商品
在货币主义者看来，通货膨胀只能是一种货币现象。央行发行了过多的货币，与之对应的商品总量却没有同比例地增加，直接结果是物价的上涨。的确，在一个封闭的经济体中，如果消费者和投资者都按照一定的流速生产和消费，物价也只能和它的度量衡的多寡成正比。虽然我们的经济运行环境复杂得多，仍不妨先从最简单的模型分析。
不妨比较一下上一波物价高峰期和现在国内的货币存量。2008年1月CPI达到峰值8.7%时，根据央行公布的数据，国内广义货币供应量(M2)为41.78万亿。2010年11月，M2余额为71.03万亿，两年零10个月，货币存量放大70%。而国民经济的总量是否也同步放大了呢？因为统计局并不按照月份，而是按照季度公布GDP数字，这里采用最临近的数字，2008年第一季度的GDP和2010年第三季度的GDP数字作为对比的依据。2008年第一季度，我国GDP为6.35万亿，时隔10个季度后，2010年第三季度我国GDP为9.58万亿。这也意味着，10个季度后，我国单季度创造产值的能力增加了51%。这一数字远远落后于M2增长率。这一差距正好被用来解释货币超发和物价上涨的关系，实际上，这19%的差距甚至超出两年多时间里CPI的累积涨幅。
但是，若仅凭M2数字便将物价的上涨归咎为央行的货币政策，未免有失公允。不妨再引用央行另一组货币数字。截至2010年三季度，我国基础货币是16.13万亿元，而外汇占款19.52万亿。我国基础货币投放的渠道主要有外汇占款、财政占款和金融机构的再贷款。外汇占款是基础货币的1.21倍，完全支撑了基础货币的供给。而基础货币又是货币存量的来源，基础货币经由企业和个人的逐次存款，在银行系统内“放大”，才构成了全社会的货币存量。
其实，1994年外汇体制改革之前，央行再贷款一直是基础货币发行的主渠道，但在1994年之后，我们每增加1美元的外储，央行就要相应发行相应数量的人民币。外汇占款便逐渐成为基础货币投放的主流。起初，这样做的目的是人为压低人民币币值，为外向型经济服务，可近年来，随着外储的膨胀，央行的货币政策几乎被美元“绑架”。不妨仍以2008年1月和2010年9月的外储数字做比较，2008年1月，外储1.59万亿美元；2010年9月，外储2.65万亿美元，增长1.06万亿美元。若按1美元兑换6.8元人民币的汇率，对应的基础货币投放便是7.28万亿元人民币的基础货币投放。这笔7万多亿元人民币的基础货币，即使按照保守的货币乘数，也足以衍生出20万亿～30万亿元人民币的货币存量。
信贷危机后，货币当局无一例外地采取财政和货币政策并用的刺激方法，结果是货币泛滥。只不过，西方的高人力成本和低储蓄率，再宽松的货币环境也留不住资金。资金于是单向流动，造成了东西方过热和过冷同时并存的局面。在我们增加的1.06万亿元的外汇储备中，并非所有的盈余均来自实物贸易的顺差，其中相当一部分是海外直接投资乃至“热钱”千方百计的渗透。
货币的超发，当然也和央行两年来的货币政策有关。每年的信贷额度更比几年前翻了一番。2001～2007年M2的增速超过GDP加CPI的增速在4个百分点以上，最近3年货币超发放的现象更加严重，M2的增速超过GDP加CPI的增速9个百分点。过多的货币加大了通胀压力。对比2006～2008年的通胀，因为这5个百分点货币增速的差距，我们面临的显然是更为艰巨的环境。那一次，一个石油，一个猪肉，我国CPI三个主要支点中的两个同时发力，将CPI推上8.7%的高度。这一次，这两宗关键的商品尚未启动，消费者已经感受到比上一次还要严酷的物价环境。
而对央行，既要保增长，又要保转型，回收流动性的困难显而易见。要知道，货币一经发行，是无法没收的。无论怎样提高存储率，无论提高多少次利率，央行所能做的，无非是暂时扣留而已。上一次，央行一年中10次提高利率，最后救CPI于水火的，也是海外大宗商品的崩盘。现在，这一外力基本没可能了。
大政府的崛起与瘦身
过去30年支撑中国经济发展的因素——需求旺盛的海外市场、廉价丰富的劳动力等等，现在都开始迎来拐点，对中国经济的拉动力将日渐减弱，随着全球化红利和人口红利的效应减弱，中国经济需要寻找更多的引擎，而政府职能的转变——全能政府向有限政府的转型，或许将成为推动中国经济增长的下一个制度红利。
主笔 谢九
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中国经济经历短暂回落后迅速探底回升。与经济复苏如影随形的是各种资产价格快速上涨，大到房地产小到蔬菜价格，无一不是涨字当头。
面对今天中国经济的各种物价上涨，很多人归咎于过去两年政府为救市而采取的超常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因果关系固然是显而易见，但是这种指责多少有失公允。作为全球范围内复苏最为强劲的经济体，中国经济今天面临的价格上涨，其实不过是快速复苏所必须承受的必然代价。经济学的选择从来都是两难，如果过去两年没有超常规的货币和财政政策，中国经济或许可以避免今天的通胀困局，但跷跷板的另一端则将是经济低迷、通货紧缩和大规模失业。两害相权取其轻，中国政府在危机爆发时，以行政手段代替失灵的市场机制，大政府的作用显然是利大于弊。
不过，随着危机逐渐散去，市场机制已经逐渐恢复活力，当初在金融危机下体量迅速膨胀的政府，应该将更多的空间还给市场本身，而不是将危机时刻的大政府角色，延续为市场经济的常态。比如近期有关部门的行政限价、对于房地产市场过多的调控，以及煤炭、航空等领域的国进民退……政府体量在危机之后继续膨胀，干预市场的热情依然高涨，这对中国经济并不是一个乐观的信号。
大政府的崛起
2008年的金融危机改变了整个世界，不仅对全球经济进行了一次重新洗牌，更深刻地改变了世界经济的运行方式，自由市场经济黯然失色，而政府在经济活动中扮演了更重要的角色，无论是姓社姓资，也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大政府的崛起都势不可挡。
大政府的回归自然伴随着巨大争议，但随着金融危机向纵深发展(000001,股吧)，杀伤力之强超出人们的预期，争议之声才开始逐渐平息。即使是在历来以自由市场著称的美国，人们最终也意识到政府在危急时刻的不可或缺，这个转折点发生在雷曼兄弟倒闭之时。在雷曼兄弟破产前，市场人士对于美国政府的市场救助行为多是批评之声，当美国放弃拯救雷曼兄弟而任其倒闭，结果带来的连锁反应之大，对全球市场的冲击力之强几乎超出所有人的预期。市场人士由此又开始转而批评美国政府放弃雷曼兄弟是“不负责任”的表现。
自雷曼兄弟之后，美国政府几乎逢难必救，甚至成为AIG集团、花旗银行和通用汽车的大股东，对于一个信奉市场经济的资本主义国家，政府的体积如此膨胀，这在危机之前任何人都无法想象。虽然美国政府一直宣称要适时“退出”，但时至今日，美国政府对经济的刺激政策依然没有断奶，无论是第二轮6000亿美元的量化宽松，还是刚刚通过的8500亿美元的大规模减税，美国政府的身影依然活跃在市场的各个领域，避免经济的二次探底。
与美国政府最初介入市场的举棋不定相比，中国政府在2008年的救市没有丝毫犹豫，在“出手要快、出拳要重”的4万亿元计划刺激下，中国经济仅仅出现了短暂下滑就很快探底回升。2009年1季度，国内的GDP增速降至6.1%的冰点，仅仅在1年后，今年一季度的GDP同比增速迅速恢复到11.9%。从单季度看，这一数字已经恢复到金融危机爆发前的最好水平，当时2007年二季度的GDP增速达到11.9%，创下12年的单季最高纪录。
假设当初中国政府没有通过行政救市，而是信奉自由市场经济的教条，今天的中国经济会是怎样的情景？在金融危机爆发两周年之后，这是一个有意思的问题。不妨回顾一下当时中国经济的背景——雷曼兄弟在2008年10月破产后，金融危机迅速升级，并且蔓延到实体经济。2008年11月，中国的出口额突然从上月的同比增长19%降为负增长2%，是过去8年来的首次负增长，而在中国过去的GDP构成中，净出口的贡献率超过二成。也正是在这个月，中国政府迅速启动了4万亿元的财政刺激计划，以此作为开始，中国政府打出了一系列的财政和货币组合拳。
在海外市场需求疲软之际，中国的出口额继续大幅下滑，外需急剧萎缩，不仅如此，受到次贷危机的影响，国内房地产市场也迅速降温，2009年一季度的房地产投资增速只有4.1%，而在大多数时候，这一数字超过30%。作为中国经济的重要支柱，房地产市场的萎缩对中国经济的冲击力不言而喻。
在当时的背景下，中国政府主要做了两件大事，一是通过大规模政府投资修建铁路、公路、基础设施和保障房等，以政府消费弥补外需的不足，同时也创造出更多的就业机会，避免了社会动荡。二是对多个行业采取了鼓励消费的措施，比如对房地产市场的贷款利率七折优惠贷款利率、调整营业税征收时间，汽车市场的购置税优惠，家电市场的以旧换新和家电下乡等，充分调动民间的消费积极性。
这两件事情很快起到了立竿见影的效果，制造经理人指数(PMI)很敏感地捕捉到了经济重新活跃的气息。2008年11月的PMI指数跌至38.8的新低，仅仅在4个月后，就重新回到了标志制造业荣枯的分界线50之上。2009年3月，PMI指数达到52.4，至今再也没有回到50以下。2010年一季度，中国GDP增速回到11.9%的高点，这样的增速是在出口负增长的背景下取得，也就是经济的增长动力主要来自内需，在11.9%的增长中，投资贡献6.9个百分点，占比58%，其中房地产投资增速从2009年一季度的4.1%迅速上升至35.1%。消费贡献6.2个百分点，占比52%；净出口贡献-1.2个百分点，占比-10%。由此可见，在外需疲软的背景下，如果不是通过政府创造出大量的内需，中国的GDP增速还将在底部徘徊，更不可能在短时间内重回顶峰。
除了财政政策的刺激，货币政策也为经济复苏提供了足够的弹药，不过也为今天的通胀埋下了隐患，这也是政府刺激政策的争议之处。2009年的新增信贷数量高达9.6万亿元，同比2008年增长接近翻番，2010年前11月的新增信贷也高达7.45万亿元。回顾一下上世纪90年代，日本在失去的10年内所采取的经济刺激政策，日本政府作为量化宽松政策的鼻祖，向市场注入大量的流动性，但由于经济复苏无望，市场缺乏足够的盈利机会，日本企业即使在零利率，也就是信贷成本为零的背景下，也不愿意向银行借贷，进入了所谓的流动性陷阱。日本的货币政策基本失效，今天美国所采取的量化宽松货币政策，一定程度上也是在走日本的老路。对中国经济而言，所幸的是央行释放出来的流动性，并没有陷入无人借贷的困境，而是为经济复苏提供了必要的资金支持。
胜利的幻觉
由于政府力量较为成功地抵御了金融风暴的冲击，这使得一些政府部门产生出一种胜利幻觉，认为行政力量可以在经济活动中无所不能，即使金融风暴的冲击已经过去，经济增长开始恢复常态，但是行政力量依然不愿意退出市场，甚至比从前更热衷干预经济运行。最显著的例子就是有关部门在本轮物价上涨中扮演的家长角色。
今年11月份，我国的CPI涨幅达到5.1%，创下过去28个月来的新高。关于本轮物价上涨的原因有很多解释，但其中最核心的因素还是过去几年释放了过多的流动性所致。从银行新增信贷规模看，在金融危机爆发之前，2006和2007年，我国的新增信贷为3.2万亿和3.6万亿元；金融危机爆发后，2008年至今年前11月，我国新增信贷迅速膨胀到4.8万亿、9.6万亿和7.5万亿元；金融机构释放出来的流动性之多显而易见。如果从稍专业一些的角度看，以广义货币M2、GDP和CPI的关系来分析，通常情况下，M2增速扣除GDP和CPI增速后，剩余值小于3为较为合理的货币投放水平，如果剩余值过大，意味着大量的货币并没有被实体经济吸收，将会带来通货膨胀。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吴晓灵提供的数据显示，2001～2003年，我国的M2增速超出GDP增速与CPI增速之和5.4个百分点，2003～2007年超出2.8个百分点，2008～2010年9月超出9个百分点。最近两年的货币投放之多可见一斑。当实体经济无法消化如此多的货币，通货膨胀自然随之而来。
客观而言，过去两年积极的货币政策为经济复苏起到了应有的作用，今天带来的物价上涨也是必须承受的后遗症之一。不过，问题的关键并不在于追索谁制造了今天的通胀，而在于通胀形成后该以怎样的方式化解。为了应对本轮物价上涨，一些政府部门延续了金融危机时刻的家长风格，米袋子和菜篮子的责任再次交到了省长和市长之手，而不是市场之手。
今年11月份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上，再次重提“米袋子”省长负责制和“菜篮子”市长负责制，虽然这样举措的初衷是维护民生，但一旦菜篮子、米袋子和地方官员的政绩挂钩，控制物价演变成政治任务后，对于具体落实的各个地方政府而言，必然选择最快速有效的方法来控制物价，短期而言，自然是行政手段而非市场调节。比如福州市强行规定大白菜1.3元、上海青1.5元、空心菜1元、豆芽菜1元；昆明市对米线、面条、饵丝等大众餐饮食品和粮食、食用油、肉、蛋、牛奶、散装米线等居民生活必需品实行最高限价，达到一定规模的生产企业实行提价申报制度，提高价格时须提前10个工作日向“发改委”申报，未经批准不得提价，达到一定规模的销售企业实行调价备案制度，价格调整时须在价格调整前48小时内向发改委报告调价情况及调价理由。
这种简单的行政管制虽然能在短期内抑制物价，但在压制了合理的涨价要求后，随后必将迎来报复性上涨。政府应该尽量减少配置资源的活动，而是交于市场之手，一方面是因为政府并没有足够的能力实现资源的最优配置，甚至可能适得其反，导致要素价格扭曲。另外一方面在于，当政府掌握了过多配置资源的特权，必然会带来大量的腐败。还有，过多的干预还会带来行政成本的提高。
不仅是地方政府，一些部委也有类似行为。国家发改委近期下发了一份《做好2011年煤炭产运需衔接工作的通知》，通知要求“2011年产运需衔接中，年度重点电煤合同价格维持上年水平不变，不得以任何形式变相涨价”。在我国“市场煤”和“计划电”的格局下，长期弱势的电力行业的确需要更多支持，但绝不应该是这种回归计划时代的限价保护，而是应该对电价进行市场化改革。扭曲的电力价格不仅关系到煤炭和电力这两个行业，也关系到众多下游行业的合理资源配置，比如过低的电价相当于鼓励高污染和高耗能企业的发展。这并不是发改委第一次对电煤进行限价，从历史来看，发改委对于电煤限价的效果并不理想，煤炭企业往往通过降低合同煤的供应量，甚至降低煤炭品质等予以应对，使得煤炭市场出现“有价无市”的局面，最后导致大面积的拉闸限电。而在限价结束之后，煤炭价格通常都会迎来更猛烈的上涨。
本轮物价上涨除了流动性过剩和部分游资炒作因素外，供给减少、原材料价格上涨和劳动力成本上升也是重要原因，企业涨价有其合理诉求。如果合理的涨价要求被行政压制，企业的成本压力无法转移，必然会陷入亏损的局面，如果企业大面积减产，也就会带动物价更快上涨。近期国家发改委和媒体关于“食用油厂家停产”的争执，预示了行政限价可能带来的后果。
从历史上看，大规模的行政限价很少收到过显著成效。2008年1月，国家发改委曾经实施过较大范围的临时价格干预措施，要求“成品粮及粮食制品、食用植物油、猪肉和牛羊肉及其制品、牛奶、鸡蛋、液化石油气6种重要商品须进行提价申报和(或)调价备案”。这一“临时”价格干预一直持续到当年12月才正式解除，发改委宣布停止对相关商品的提价申报和调价备案工作，由经营者自主定价。而当时的行政限价也并没有起到显著效果，在限价的11个月内，前6个月的CPI水平一直处于7%以上，直到金融危机在下半年全面升级，我国GDP增速迅速降温，CPI指数才开始走低，在发改委解除限价的当月，CPI指数已经跌至1.2%，两个月之后跌至-1.6%，通胀压力很快变成通缩。
本轮物价上涨的势头虽然较快，但和2008年曾经创下的8.7%的CPI水平相比还有相当的距离，通胀局势并没有失控，还有足够的市场化手段来控制通胀预期。比如紧缩货币供应、增加市场供给、适度的人民币升值等，远远未到大规模行政干预的时候，过多过早的行政干预，反而可能会恶化通胀局势。另外，随着经济增速放缓，物价指数也会随之下降，如果现在对物价控制过紧，将来经济减速之后，反而有可能面临通货紧缩的风险，2009年的通缩就是例证。
管不住的房价
如果将2010年称为“史上最强的地产调控年”，应该是没有太大争议的，政府在这一年针对房地产调控手段之多之严，超过房地产市场发展12年来的任何一年。但最终调控的效果如何？在年底可以做一个较为清晰的回顾。
今年4月中旬，国务院研究部署遏制部分城市房价过快上涨的政策措施，具体包括“对购买首套自住房且套型建筑面积在90平方米以上的家庭，贷款首付款比例不得低于30%，对贷款购买第二套住房的家庭，贷款首付款不得低于50%，贷款利率不得低于基准利率的1.1倍；商品住房价格过高、上涨过快、供应紧张的地区，暂停发放购买第三套及以上住房贷款；对不能提供1年以上当地纳税证明或社会保险缴纳证明的非本地居民暂停发放购买住房贷款”等。除了信贷手段之外，更有限制外地人购房等行政色彩浓厚的措施。
与历史上任何一次地产调控一样，政策出台后，短期内很快就产生了效果，很多购房人士陷入观望，房地产市场的成交量迅速下降。但是，令人意想不到的是，以北京为首的一线城市，房价没有出现下跌，但是房租却迅速上涨，一些暂时买不起房的低收入人群反而成为此次地产调控的受损者。随着房地产开始进入传统“金九银十”的销售旺季，房地产市场重新出现量价齐升的势头，接近年底时反弹势头更加明显。从成交量来看，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今年1～11月，全国商品房销售面积8.25亿平方米，同比增长9.8%，11月当月的销售面积同比增长14.5%，环比10月份增长9.0%。从成交价格来看，11月份，全国70个大中城市房屋销售价格同比上涨7.7%，其中一线城市的涨幅更大，比如北京市，11月份全市房屋销售价格同比上涨9.1%，其中新建住宅销售价格同比上涨14.3%，二手住宅交易价格上涨3.9%。
如果以1998年作为中国房地产的起点，至今正好是12年。在过去的12年里，政府在房地产市场的调控之密集，与实际收效之微形成鲜明反差，房地产市场更是成为民怨沸腾之地，其中关键因素不在于政府管得太少，而是管得太多。
房地产调控失败并不在于调控手段不当等具体的技术性问题，一方面在于政府对房地产市场在中国经济中定位的不明确，另一方面在于政府对自身在房地产市场所扮演角色的定位不明确。其实，1998年，国务院发布《关于进一步深化城镇住房制度改革加快住房建设的通知》，宣布从1998年下半年开始，全国城镇停止住房实物分配，实行住房分配货币化，这标志着中国的房改正式启动。《通知》的核心内容是“建立和完善以经济适用住房为主的住房供应体系”，具体措施包括“高收入者购买商品房，向中低收入者供应经济适用房和向最低收入者提供廉租房三个层次”。
但随着房地产成为重要经济支柱，后来的发展明显偏离了房改的初衷。2003年，《国务院关于促进房地产市场持续健康发展的通知》确认了房地产“已经成为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明确提出加快普通商品住房发展，提高其在市场供应中的比例。1998年房改之初原本计划以“经济适用房为主的住房供应体系”，至今所占比重只有5%左右，而商品房所占比重超过90%。政府对房地产市场的定位，已经注定了今后房价调控的难度。
其实，对于政府而言，其主要精力应该放在保障房建设，而不是去调控商品房市场。因为没有任何政府可以准确判断房地产市场的真实需求到底是多少，对于房地产市场的过多调控，反而有可能误伤真实需求，进而影响实体经济发展，所以，政府与其在商品房市场做一些无用的调控，不如将更多的精力投入到保障房的建设上。当保障房市场形成足够的规模，一方面可以解决中低收入人群的民生问题，另一方面也通过增加供给来拉低商品房价格，即使不能拉低商品房价格，当中低收入人群的住房问题大都通过保障房市场得到解决时，即使商品房价格再高，也不会成为很严重的民生问题。但以我国目前保障房仅有5%的比例来看，在全球范围内都可算得上低水平国家。
由于从保障房建设中获取的收益甚微，无论地方政府还是开发商，对于保障房建设大都敷衍了事。今年11月份，审计署公布了全国19个省市2007至2009年政府投资保障房审计调查结果，审计发现，6个城市和4个县共计2.16亿元的廉租房保障资金被套取挪用，北京、上海、重庆、成都等22个城市未按规定从土地出让净收益中按时足额提取廉租住房保障资金，2007～2009年共计少提取146.23亿元。由于保障房比例过低，导致90%的居民都通过商品房市场来实现住房需求，商品房价格自然也就只涨不跌了。
一个可喜变化是，在行政调控屡屡失效后，近期政府的重点开始明显向保障房倾斜，在今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并没有明确提出明年对房地产调控的字眼，取而代之的是“要加快推进住房保障体系建设，强化政府责任，调动社会各方面力量，加大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力度；缓解群众在居住方面遇到的困难，逐步形成符合国情的保障性住房体系和商品房体系”。这大概是近年来首次将保障房体系和商品房体系相提并论，意味着今后的房地产调控思路将有重大转变。与此形成呼应的是，住建部日前向各地发出《关于报送城镇保障性安居工程任务的通知》，将2011年的保障房建设计划大幅提高到1000万套，比2010年的580万套提高了72%，比2009年的320万套提高了213%。如果按照我国城镇人口6亿人来看，1000万套的覆盖率已经达到了1.7%，如果以家庭为单位计算，保障房的覆盖比例将更高。
以这样的力度发展，才意味着保障房可以真正和商品房形成房地产市场的双体系，而不仅仅只是一个摆设。不过，对于具体承接保障房任务的地方政府而言，在一年内完成1000万套还有很大的压力，无论是土地供给还是资金来源，对地方政府都是不小的考验。如果不顾地方政府的实际承受能力而强行摊派，最终也可能会使保障房的实际成效大打折扣。比如地点太偏、质量太劣等，使得保障房出现大面积空置。
干预主义VS自由主义
从经济学理论来看，政府和市场在经济活动中该各自扮演怎样的角色，主要分为四个流派。
一是对市场经济没有任何信任，充分相信政府指导经济活动的能力，这是传统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二是虽然相信市场的力量，但强调政府对经济的主导作用，这是凯恩斯主义经济学；三是充分信奉自由市场经济，认为政府只能在有必要的情况下介入市场，这是以米尔顿·弗里德曼为代表的芝加哥学派；四是主张完全的自由市场经济，政府在任何时候都不应该干预市场，这是以米塞斯和哈耶克为代表的奥地利经济学派。
从历史上看，除了奥地利学派外，其余三种思想都曾经主导过现实社会的经济运行。奥地利学派认为，如果离开了自由市场经济，一个中央集权的计划经济不可能成功，经济社会有其自然的商业周期，即使发生了严重的经济危机，政府也不应该干预经济。在经过短暂剧烈的调整之后，市场经济将会自己终结危机，政府的干预只是破坏了市场经济自身的调整，即使有些能够取得成功，这也是人为破坏了资源的自然配置，带来的短期繁荣不可持续，当货币回归常态时，意味着繁荣结束，衰退开始，而有些国家的干预更不可能取得成功，只会使衰退变成持续时间更长的大萧条。
作为彻底的无政府主义者，奥地利学派的思想无论在过去还是现在，都显得有些过于极端，所以也就很难被政府所接受，大多数时候只是作为一个理论存在。如果说奥地利学派对于现实经济产生过一些实际影响，那可能是作为哈耶克的“粉丝”，英国的撒切尔首相在私有化改革时吸收过其思想。尽管奥地利学派在现实中不如凯恩斯主义等实用，但是如果看看中国经济今天面临的通胀麻烦，以及美国和日本还在衰退的泥沼中挣扎，不得不承认奥地利学派还是有其相当强的预见性的，仍然是不容忽视的重要思想。
一个时代所处的经济背景，决定了一个时代对某个经济学派的需求。因为商业周期的存在，人类历史上屡屡爆发经济危机，这也使得凯恩斯主义成为人们选择最多的理论，每当经济危机爆发，凯恩斯主义就会大行其道。而当危机消失之后，政府干预所带来的后遗症逐渐显现，凯恩斯主义也就转而成为人们抨击的对象。
凯恩斯主义命运的浮沉，一定程度上可以作为判断一个社会经济繁荣还是萧条的风向标。上世纪30年代的美国大萧条时代，凯恩斯在和哈耶克的论战中大获全胜，使得后者放弃经济学领域转而投向政治学，20世纪前半叶，无论是西方还是东方都盛行政府干预主义，但随着西方经济在70年代迎来大规模的滞涨，人们开始重新审视凯恩斯主义，凯恩斯的政府干预主义开始走下神坛并被人们抛弃。美国在里根总统上台后实施自由主义经济政策，英国在撒切尔首相领导下开始私有化和自由化浪潮，在这一时期，自由派的米尔顿·弗里德曼成为当时的经济学领袖。而随着2008年再次爆发全球性金融危机，无论是西方还是东方重新开始回归大政府，凯恩斯主义也就再度归来。可以预见的是，随着世界各国经济逐步恢复，凯恩斯主义的光环也将再次消失。
从历史上不难看出，凯恩斯主义之所以几经兴衰，主要原因在于其主张的政府干预只在市场失灵时短期有效，对于经济的长期增长并无益处，当经济增长恢复常态，如果不能及时退出，将会带来不可避免的后遗症。
回归小政府
2011年是我国“十二五”的开局之年，也是刺激计划的退出之年，可算是承前启后的关键年。对于中国经济而言，需要退出的不仅是积极的财政政策和宽松的货币政策，政府的有形之手更需要功成身退。
中国经济改革开放30多年来取得巨大成就，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由此激发了中国经济的活力。如果把金融危机后的大政府角色放在改革开放30多年的历史坐标下，对中国经济的观察将更加清晰。
从1978年改革开放开始的10多年时间内，我国改革开放的大门虽然已经打开，但计划经济的色彩其实还相当浓厚，政府对经济运行依然进行“无微不至”的关怀，国有企业也还没有开始大规模的体制改革，缺乏足够的应对市场的活力，但是，非公有制经济已经在改革开放中迅速成长，使得国有成分在中国经济的比重不断下降。
1993年是一个重要的分水岭，这一年，我国非公有制经济创造的增长值占GDP比重已经超过一半。在这样的背景之下，1993年11月，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第一次勾画出了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总体规划图，也是中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的真正转折点。这次《决定》提出了在20世纪末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并且明确提出了“转变政府职能，改革政府机构，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迫切要求。政府管理经济的职能，主要是制订和执行宏观调控政策，搞好基础设施建设，创造良好的经济发展环境”。自此，政府开始逐渐减少对经济活动的干预，市场看不见的手对经济增长发挥了更大的作用。
政府不仅减少了干预经济的活动，还缩小了对经济的所有权，具体表现为国有企业从一般竞争性行业逐渐退出。尤其在1998年左右，国有企业的生产经营陷入困境，中央政府开始启动大规模改革，在1999年的中共十五届四中全会上，提出了从战略上调整国有经济布局和结构的任务，执行“抓大放小”的方针。进入21世纪之后，国有经济和国有资本逐步从一般竞争性行业中逐步退出，转而向关系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集中。
如此简单回顾，可以清晰看出过去将近20年时间，我国从计划向市场转型，市场化程度不断提高的清晰轨迹，这为中国经济增长贡献了重要的制度红利。不过，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之后，这条转型的轨迹开始变得模糊不清，不仅政府干预经济的活动更加频繁，而且“国退民进”也有退化成“国进民退”的趋势，一些竞争性行业开始出现了更多国企央企的身影，比如巨额亏损的国企山东钢铁，在政府主导下收购了盈利良好的民企日照钢铁。央企纷纷开辟房地产副业，并且频频创下天价地王，即使国资委三令五申要求退出，但仍有70多家央企没有完成退出。如果把这一轮政府干预放在我国市场化进程的历史轨迹上来看，虽然是金融危机下的无奈选择，但在事实上还是一次向计划时代的倒退。
2011年，中国经济承前启后的关键一年，政府的宏观调控将会如何改善？12月12日闭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对于2011年的经济工作提出了六项任务，其中第一条是“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保持经济平稳健康运行。明年宏观经济政策的基本取向要积极稳健、审慎灵活，重点是更加积极稳妥地处理好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调整经济结构、管理通胀预期的关系，加快推进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把稳定价格总水平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切实增强经济发展的协调性、可持续性和内生动力”。从中可以看出，政府并没有过于强调经济增长速度，更多是在增长和通胀之间取得平衡，当政府不再以经济增速为第一要务，对于经济的干预也会相应减少。
对于政府的具体职能，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了较为具体的计划，“完善基本公共服务，创新社会管理机制，‘十二五’开局之年，在改善民生上要扎扎实实办几件实事”。这几件实事具体体现为：要加强教育重点领域建设；要加快构建覆盖城乡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要坚持更加积极的就业政策；要加快建设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要扎实推进医药卫生体制五项重点改革；要加快推进住房保障体系建设；要维护社会和谐稳定。政府的核心职能从来都是提供优质的公共产品，而不是过多干预经济活动，以此来看，明年的政府职能正在逐渐回归服务型政府的本意。
中国经济在经过30多年的高速发展之后，现在已经进入一个关键的转折时期，从经济总量来看，中国已经超越日本，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但经济总量越大，增长的难度也越大，在低处的果实收获完毕之后，摘取树顶高处果实需要付出更多的努力。过去30年支撑中国经济发展的因素——需求旺盛的海外市场、廉价丰富的劳动力等等，现在都开始迎来拐点，对中国经济的拉动力将日渐减弱，随着全球化红利和人口红利的效应减弱，中国经济需要寻找更多的引擎，而政府职能的转变——全能政府向有限政府的转型，或许将成为推动中国经济增长的下一个制度红利。
2010的胀停版
膨胀，这个物理名词用到人的某种行为上可以解释为人失去对自己的清醒判断而产生的一种超越自我的幻觉。
主笔 王小峰
一直比鸭子嘴还硬的郭德纲，在今年闹出一系列风波之后，近日通过微博向北京电视台道歉：“膨胀是万祸之源。徒弟们不膨胀不会出走，我要是不膨胀也不会闹出这场风波。”且不管郭德纲这个道歉是否真诚，至少他看到了一样东西：膨胀。这个物理名词用到人的某种行为上可以解释为人失去对自己的清醒判断而产生的一种超越自我的幻觉。
人们在名利场上驴打滚很容易让这些人把自己想象成一个神话中的人物。郭德纲是一个吃过很多苦受过很多委屈的人，当他闯出一片天下后也同样失去了清醒认识，栽倒在自我膨胀的门槛下。在媒体欢乐颂一般的赞誉声中，郭德纲一直以来的自信顷刻间变成了自负，仅仅5年间，他一手创办的德云社出现众叛亲离，自己也卷入是非中。这，可能是一次偶然事件给他带来的被动，但又是必然，只是时间早晚要给他一个这样的“机会”，让他彻彻底底亲手戳破这只膨胀到极限的气球。
郭德纲有句名言：“在人群中生活，有必要保持一定的狼性！”在他未成名之前，他用这种狼性为自己赢得了生存，他常挂在嘴边的人生哲学，很多做人做事的道理都是他在相声里讲给别人听的，希望别人能按照某些伦理道德规范行事，而自己心怀狼性，一旦今非昔比的郭德纲吃点亏，原先用于自卫的狼性立刻变成攻击的狼性。他以为这招还灵，但这就像他自己还以“非著名相声演员”自称变成失效的全国粮票一样，这次他发现自己的狼性也失效了。
郭德纲捍卫一门传统艺术的纯洁性是值得称道的，但摆出一副小人得志的嘴脸就是霸道了。他应该常常因自己传承了相声艺术的生命力深感功不可没而在百思不得其解的时候从梦中笑醒。他提前把别人想赞美他的话语想了出来，俨然伟岸了许多。这时候，什么都不能逆他而行，是非曲直的标准开始被他改变。本来一件他还算占理的事件，导致他后来如此被动。如果他当时尚能清醒地记得他常常对观众说的那些“我们就是艺人，观众就是衣食父母，我们没什么了不起……”当中的任何一句话，那郭德纲的人格确实是伟岸的，也不至于走到这一步。遗憾的是他总是习惯了这些是他表演时的客套话，不过是压低身段讨好观众的亲民台词而已，自己早把自己高高在上了。
内心的膨胀导致郭德纲话语权的膨胀，在他反戈一击时，他认为自己有足够的力量摆平所有麻烦，就像他抖出一个包袱之后制造的掌声和笑声一样。但是他忘记了，这不是一个剧场舞台，不是看演出所形成的简易消费关系，而是一个社会舞台，他的话语力量所引起的各种反弹是他无法像掌握抖包袱的节奏一样能由他控制得住的，他发现“观众”的反应是混乱的，以致他无法再抖出下一个“包袱”。
3个多月的时间，足以让郭德纲有时间去反思自己的言行，尤其是昔日相处的弟子纷纷离去，让他感到割肉之痛，至少从他的德云社这块招牌的未来着想，他也该想想一次因小失大带来的后果是什么。在舞台上，演员尽可能去满足自己的口舌之快，在现实中，过度膨胀导致的心态失衡，口腔倒是舒服了，但苦水要自己咽下去。
自从周立波从上海发迹之后，人们自然不自然把他和郭德纲扯在一起，最后还弄出一个“大蒜咖啡论”。现在看来，郭周二人半斤八两，五十步与百步谁也别笑话谁。要说这对南北笑星在2010年的遥相呼应简直是天作之合，完美极了，经过膨胀这么一转基因，大蒜跟咖啡成了一个品种。当然，周立波在创立一种叫“海派清口”之后，还附送了一种“海派脏口”，让他狼狈地匆忙间穿上一身高级西服装作潇洒地转身离去。
周立波每次演出大约能招来600多次掌声，但在互联网上，他说的一句话可能招来6000多个巴掌。作为以上海方言为主的喜剧形式，周立波立足上海天经地义，但他却总是心怀叵测地觊觎“海”外，他一方面以用上海方言表演赢得上海观众的喜爱感到自豪，另一方面以不懂上海方言的观众无法喜欢他而感到不平衡。但他又知道，不能直白地把这一点表达出来，而是委婉地在每一次接受访谈时不失时机地谈论品位与档次。高雅的喜剧，这是全世界所有艺术家眼前难以逾越的高峰，但在周立波看来，已到了可亵玩的境界。自己有品位有档次未必非要把郭德纲和小沈阳拉过来垫背，好像自己躺着都比他们站着还高大。
事实上，即使在周立波最火的时候，他依然没有走出上海，这有他主观上不想走出上海的原因，也有客观上上海方言不普及的原因，显然语言上的障碍让他有些吃亏，但是他的话语势力范围早已超越他舞台语言的局限，纵横全国了。周立波的最大失误在于，他不老老实实在舞台上表演他的清口，证明自己的舞台魅力，非要走下舞台想证明自己在各方面的实力。他认为自己翅膀硬了，可以抛弃一手扶起他的关栋天，他可以像一个流行艺人一样出没各种作秀的场合。他一度像小学生算算术一样发愁上海1000多万市民要多长时间才能轮一遍看他的演出，但他真正需要的他都抛弃了，他等不到1000多万上海市民挨个来看他演出的那一天了，他干脆直接代表上海市民就行了。于是，他在互联网上上演了一场比他的清口还轰动的“里程碑式”的脏口表演。
周立波此生最恨的东西可能有不少，但是微博一定算一个。微博是满足公共人物虚荣心的放大镜，可以通过这东西看到自己平时看不到的伟大一面，它简直就是公共人物梦寐以求的孙悟空手中的金箍棒，说让自己大就能大。当然，周立波肯定不会错过到此一游的机会，几百万的僵活“粉丝”显然比1000多万排队等着看他演出的上海市民还够刺激。一般名人突然被众星捧月的一瞬间都会感到有些眩晕，以为神赐予了他们力量，然后可以左右这个世界了。于是周立波半人半神地趟进了互联网微博的浑水里。
公共人物的社会定位一直以来是被公众议论的对象，公共人物的一切言行都被纳入到公众舆论的氛围之中，因此公共人物必须做到在各方面约束自己的言行，为公众做出表率。这也是为什么很多国家在立法上对公共人物的隐私权和名誉权保护上弱于普通公民的原因。因为公共人物被公众议论评判直接或间接给他带来商业利益，这就必须在某些权利上做出一些妥协和让步以达到一种平衡。互联网的平等话语权并不意味着公共人物在与普通民众在网络互动过程中有任何话语豁免权，这和古老的“水可载舟亦可覆舟”是一个道理。周立波也好，郭德纲也好，当他们掌握网络话语权之后，应该明白不管在现实还是虚拟空间，都应该维护自己的公共形象，而不能利用自己在公众中的影响力转化成不利于自己的形象的话语权利，如果这种权利与其影响力的叠加变成可以在公众中肆意妄为的行为，那是对公众赋予他们这种影响力和权利的亵渎。这也是今天为什么总会出现很多有影响的公共人物在互联网上以自己的话语权不可侵犯为由撒泼打滚最终落得灰头土脸狼狈逃窜的现象，就是他们忘了自己没有话语豁免权，忘记了自己的话语权究竟是该用来干什么的，忘记了他们说的每一句话都有可能成为影响他们公众形象的不利证据。
周立波可能只看到了微博的放大镜，没有看到它也是照妖镜，一下让周立波现了原形。如果为周立波这盘惨败的棋局复盘，会发现，他也不出意料地因为过度膨胀而忘了自己是谁。
周立波是微博时代名人牺牲品的精彩且典型案例，再没有如此完美的案例了，微博可以代表这样一些东西：虚荣、自我、膨胀、张狂、欲望、浮躁、狭隘、自作聪明……不幸的是，周立波同志在微博上重新挨个解释了一遍这些名词。
任何互联网上互动方式在中国都可以演变成暴民工具，微博这种快速传递信息的工具，在中国变成了虚荣与利益、口水与火药的大舞台，相比于写作难度更大的博客，微博的出现几乎毫无门槛地让所有人轻易地掌握了话语权。并且，这个话语权因为一个个区分鲜明的独立个体存在而变得迅速膨胀，这一点尤其体现在公共人物和社会精英的微博上，他们用你死我活的方式在微博上短兵相接，试图抢占话语制高点。“3Q之战”就是典型的神仙打架百姓遭殃的案例。
风起于微博之末。实际上真正原因是利益地盘膨胀导致摩擦的结果，当360与腾讯在每一个用户电脑中掀起一场有你没我不共戴天的战争时，他们连一个最基本的职业操守都忘记了，他们绑架了所谓用户的安全和利益，以正义的名义掀起一场IT史上最没有羞耻感的争斗，结果自然是两败“巨商”。与郭德纲和周立波这样的个体不同的是，个体顶多是一种小丑行为，但是作为公司行为的争斗，直接损害了使用者的利益。
微博除了用来吵架，也变成商业推广的好地方，公共人物以及商业机构不失时机地利用关注的眼球频频抛售自己的产品，各类公关公司、推手以及精英纷纷加入，看似都以自己的微薄之力呐喊聒噪，实际上形成了全民传播。这种新型营销方式让最初尝到甜头的人沾沾自喜。原本微博的魅力在于信息传播的范围与速度，当商业的过度介入，它的自然乐趣被虚伪和虚假的商业浑水搅得失去了原本魅力，好在公众一向缺乏理性判断，尚乐此不疲。娱乐圈通过微博推销娱乐产品在互联网上形成了别的行业无法企及的先天优势。
尤其在下半年，微博变成推广电影的最佳渠道，那些二、三流的国产电影经过微博的强势放大，都变成了难得一见的佳作，皇帝的新衣故事比电影本身上演的频率还要高还要精彩，超出电影本身的言过其实的宣传甚至在电影公映前后不能容得异样之声，但凡微博上出现不同声音，皆要群起攻之，杀人灭口。在他们处处显得强势同时又处处显得心虚害怕，一种比任何时期都不健康的评论环境借助微博膨胀起来，传统媒体和新数字传播媒体一步步丧失客观、平等的公信力，变成纯商业利益的交换。
国产电影在近些年逐渐显现了它的丑态，票房从几年前的每年三四十个亿到现在的100亿元(这100亿元还包括进口电影票房)，国产电影战果辉煌。100亿元意味着什么？也就是全国所有鲜花零售店全年的营业额而已，如果单算国产电影的票房，还不如那些卖鲜花的挣钱多。但是由于电影行业集中了整个社会最能吸引眼球的公共人物，它的成就几乎是让人进入了虚拟世界。另一方面，国产电影走到今天，爆发式的商业大投入完全没有让电影本身的质量有多大提升，而是通过强大的制作技术加上明星阵容的演示来掩饰一个个笨拙的经不起推敲的烂故事。月饼还是那块陈年的月饼，只是包装盒在一代代升级而已。
电影院线和电影屏幕的迅速增加，让任何一部大投入大宣传的电影都不愁捞到最大额度的票房，名导、名角变成了商业票房的敲门砖，他们扯下艺术遮羞布，把电影简单化成为一个单纯商业利益的游戏。那些身上曾一度散发艺术气质的大导以及曾经想让自己身上散发艺术气质的中导和那些从一出道就没想过散发艺术气质的小导，如今都明白了身上可以散发同一种气质，艺术与商业之间是相互妥协的关系，而不是谁屈从谁的关系，但他们选择了屈从，从而可以更大限度占领市场份额。“大”变成了国产电影的终极目标，但却处处都随时都能掉出来“小”。这种大直接导致电影本身和电影市场的失衡，观众的恶趣味随着电影本身的恶趣味提升而终于走向情投意合，我花开后百花杀，这种弥漫在中国电影市场上空的恶趣味最终将一部分艺术质量不错的电影排挤出市场之外。
过去，陈凯歌和姜文身上的某些自负让市场教训了他们，如今他们也学乖了，但整个电影市场结构的不正常以及电影行业在吸引大量闲置资金导致的过度膨胀加上中国电影行业整体水平无明显进步的现实下，这种扭曲的电影市场繁荣总有一天会遭到市场报复的。
来源：三联生活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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