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观察报记者 邹卫国 高若瀛 当2021年秋冬中国一些城市的红绿灯因缺电停摆时，欧洲和美国也正在发生类似的事情。

只不过, 中国电力紧缺背后是煤炭，因煤炭短缺导致全国范围内的电力缺口；欧洲的主题是天然气——欧洲天然气价格一度上涨了6倍；美国的主题是石油，美国释放战略石油储备，以平抑燃油价格。

不管承不承认，2021年下半年这次全球性能源荒，低碳转型是一个很重要的方面。赵宏图说，激进的低碳转型影响了传统能源领域的投资。这次能源荒也让世人意识到：全球碳中和的目标，离不开低碳转型和能源安全的平衡。赵宏图是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能源安全研究中心主任，长期从事能源和资源问题研究。

全球变暖导致的气候变化，威胁人类生存。科学家将全球变暖归因于二氧化碳的排放。2018年，联合国呼吁各国采取行动，为把升温控制在1.5摄氏度之内而努力。为实现这一目标，中国已经承诺，二氧化碳排放力争于2030年前达到峰值，努力争取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

在碳中和的背景下，靠化石燃料发展的历史，已经面临革命。能源的主角变成光、风、核电以及相关的电池、储能设备，新能源时代正在到来。

对于当下的能源变局，赵宏图将其概括为低碳转型过程当中的新型能源安全问题。

这次转型，除了能源主角更加多元化，与之匹配的能源安全的内涵也在拓展。能源去碳化将推动能源终端消费的电气化水平不断提高，本世纪有望成为“电力世纪”。在电力成为能源系统的核心之际，数字化、智能化也将对能源系统产生重大影响，而这些又将带来新的能源安全问题。

这个过程中，矿物资源变得越来越重要——全球能源低碳转型也意味着能源系统由燃料密集型转向材料密集型。不过，类似锂、钴、镍等关键矿产的供应链风险更加显著，他们的地理分布更为集中，开发周期更长、环境成本不断上升。

安全领域的政策，往往跟政府干预有关。不过，作为中国能源安全领域顶级智囊，赵宏图却并不迷信干预的力量。有同行称他是中国能源安全领域“唯二的市场派”。

赵宏图说，在能源发展历史上，充满了政府过度干预适得其反的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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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像1973年第一次石油危机，美国街头的很多加油站无油可加。美国将其归因于石油国家的禁运，但实际上，这一年美国石油进口继续大增，数十只油轮装满油在近海，储备罐已经全部存满，而且有些已经憋罐，向外溢油。

尼克松的燃油价格管制，才是美国国内石油供应紧张的真正原因。因政策引发的燃油分配政策，加剧了燃油短缺。但这次危机之后的药方，并不是错误的政策，而是针对后续实证研究表明实际影响并不大的石油禁运——尼克松政府推出了“能源独立”政策。

能源独立实际上是一个神话：产油国本身实际也不独立，石油的生产依靠外国的技术、人力和设备；即使是美国此前成为石油净出口国，也会受全球能源市场的影响。

“能源独立和自给自足只是堂吉诃德式的追求。能源独立不现实、不可能实现，但它有用，特别在政治和外交中有用……”赵宏图在其5年前出版的《新能源观》书中如是说。

这是一个对世界影响深远的政策。即使能源独立对于能源安全助益甚小，但无疑具有极高的政治正确性，令人无从反对。

就在我们采访的那一天，人民日报刊登了评论文章《能源的饭碗必须端在自己手里》，文章引述权威人士的话说：“在立足国内的前提条件下，在能源生产和消费革命所涉及的各个方面加强国际合作，有效利用国际资源。”

赵宏图眼中的世界，是一个相互依存的世界。无论是能源、经济还是思想，想要获得繁荣，就必须接受世界是相互依赖的这一现实。

与其说相信市场的力量，不如说赵宏图更信奉规律的力量。比如，他坚信能源的不可能三角：在能源领域，这个“不可能三角”就是环保、经济、安全不可兼得。不可能存在既环保、又有效率，同时还安全的能源形式，只能优先保证其中两个目标，而部分牺牲另外一个目标

2021年全球的能源荒，再次反映了“能源不可能三角”的威力。能源是现代国家基础设施与经济的基础，如果违反商业规律来建设国家的能源体系，会对国家竞争力造成极大破坏。

或许，现实也是“不可能三角”的某种组合，需要在不同时期有优先和重点考虑的目标。

对于能源领域的这个规律，并不是所有人都认同。为数不少的中国专家，正在研究“不可能三角”的破解之道。

对话：

争鸣“能源危机”

经济观察报：从全球视角看，能源安全的内涵是如何变化的？

赵宏图：1993年，我国成为石油的净进口国后，才开始广泛关注能源安全问题。能源安全最初是由石油引起的，20世纪70年代爆发过两次石油危机。因此，最早的能源安全概念是以石油为核心，以地缘政治导致的供应中断为主要特征的。

两次石油危机过后，随着国际石油市场越来越完善，西方国家开始关注能源转型问题，重视能源的节约和开发替代。此外，上世纪70年后全球气候不断变暖，罗马俱乐部当时就注意到大气中二氧化碳浓度提高的现象，关注生态环境。因此，在能源安全领域，在原来注重供应安全为核心基础上的使用安全——在能源使用过程中减少环境污染，也被纳入能源安全考虑的范畴。

事实上，20世纪80年代中期和90年代末还出现过两次油价暴跌的“反向”石油危机，对依赖石油出口国家的经济影响很大。石油市场也从卖方市场逐步转为买方市场。原来被西方认为是国际石油市场破坏者的欧佩克、俄罗斯等石油输出国，日益认识到稳定的市场更符合其整体和长远利益，油价过高或过低均不利于其经济增长，他们逐渐从所谓的“破坏者”转变为国际石油市场稳定的积极维护者。

这其中就衍生出另外一层概念：需求安全。要实现全球能源安全，既要注重消费国的能源供应安全，又要兼顾能源输出国的需求安全。众多消费国比较担心供应中断、价格上涨等问题；但同时输出国也会担心因需求不安全导致经济波动，进而影响政治社会稳定。总体上，消费国和输出国的相互依赖日益加深，稳定的能源市场越来越符合供需双方的利益。

实际上在石油危机之后，能源政策也发生了很大变化。上世纪80年代后，除了地缘政治与供应安全的考虑外，各国开始强调能源市场的经济性和环保性。经济领域中有很多的“不可能三角”，而在能源安全领域也有“不可能三角”，即环境、效率和安全，各国需要在不同时期对三者的优先次序有所调整，努力实现各个目标间动态的平衡。

随着供需方相互依赖程度的加深、国际石油市场的日益完善和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发展，石油等能源的商品属性日益凸显，传统意义上的供应中断有所越少，各国开始关心价格的波动，包括实施战略储备，原是为应对中断，后来慢慢用于调节油价。因此从内涵上，能源安全由原来突出强调供应安全，逐步扩展为供应安全、使用安全、需求安全、经济性等内容。

经济观察报：当前全球各国都在推进能源转型，人类社会的能源也经历从薪柴、煤炭到上世纪的石油，有人说21世纪是可再生能源时代，您怎么看？

赵宏图：从能源研究的视角看，国内外基本一致认定前两个世纪分别是煤炭世纪和石油世纪，但对于当下这个世纪是什么世纪有很多争论。有人认为是天然气的黄金世纪，有人认为是可再生能源世纪。

我认为可再生能源有很多优点，尤其在环境、可再生等方面；但同时还有很多缺点和不足。从历史发展的角度看，总体上人类社会对能源的需求是指数级增长，伴随着新的科技和工业革命而来的未来社会对能源的需求将比之前大得多。可再生能源受到很多限制，如场地、不稳定性等，最大的问题是能量密度。此前的能源转型遵循着从柴薪到煤炭，从煤炭到石油，能量密度依次升高的转型路线。但可再生能源的能量密度远低于化石能源，市场竞争力较弱。当前技术条件下，碳中和进程也可被视为一次“非经济性”能源转型，能源转换成本高昂。

目前，可再生能源快速发展更多是出于环境等因素的考虑，尽管现在不少人认为21世纪是可再生能源世纪，我觉得是要打问号的。

不可否认，未来可再生能源仍有很大增长空间，增长速度将显著快于化石能源，但随着能源结构日益多元化，类似过去那样由柴薪、煤炭和石油分别主导的能源时代恐难再现。鉴于可再生能源自身的诸多不足，要成为与柴薪、煤炭和石油一样的主导能源的可能性目前看还不是很大，它将更多起到补充和替代作用，主要满足世界新增能源需求，与化石能源、核能、氢能等共同组成一个多元能源体系。

从长远看，人类的未来能源需要满足低碳、能量密度高、储量巨大等多重属性。目前，人类积极探索的核聚变和氢能等基本符合上述条件，但在技术可控性和经济性等诸多环节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总体上，我们将较长时间处在从化石能源时代迈向更高密度的未来能源时代的一个过渡阶段。在这个阶段，能源储存和转换技术特别是高密度储能设备的突破有望发挥与当年蒸汽机和内燃机类似的革命性作用。

另外一个角度，我觉得这个世纪很有可能是电力世纪。人们对电力的需求越来大，电的应用范围也越来越广，电力也具备能量密度高、智能化水平高等诸多优点，特别是可再生能源的大规模应用，将极大推动电力的低碳化。

很多国际机构分析认为，到本世纪中，电力将在终端能源消费中将超过其他能源成为占比第一，且可能发挥与当年煤炭和石油类似的主导能源作用。未来，我们的社会是信息社会，几乎所有能源需求都可以用电来满足，几乎所有的一次能源（化石能源、可再生能源等）都可以转换成电力。因此在原有能源安全理念的基础上，我们需要更加关注电力安全。

经济观察报：碳中和如今在全球都非常热，但2021年全球各国都在推进碳中和时，突然遭遇了能源危机，怎么理解两者之间的关系？

赵宏图：对于这次能源荒能不能被称为能源危机，在学界也存在着诸多争论。这次和以往的能源危机非常不一样。以前主要是石油引发的危机，这次主要是由天然气和煤传导到电：天然气和煤炭供应短缺引发价格上涨，最后导致电力短缺和电价飙升。

总体看，此轮能源荒在欧洲突出表现为天然气，在美国主要是石油，在中国主要是煤和电，这在某种程度上又与这三大经济体的能源结构密切相关，从主导能源的视角看欧美中分别处在天然气、石油和煤炭时代。

在快速推进能源转型过程中，全球出现了能源荒，进而引发新的能源安全问题可以将之归类为新型能源安全：低碳转型过程当中出现的诸多新型能源安全问题。

新型能源安全问题和传统能源安全有诸多不同之处。

其一是类别不同。这次是转型过程中出现的能源供应冲击，2021年并没有出现大规模能源供应的中断。背后原因主要是两方面：一是疫情导致全世界经济受阻，出现负油价，随后反弹，这是供需原因。二是激进的能源转型，许多国家激进或过快的低碳转型政策，包括欧洲碳价大幅度上升等都抑制了化石能源的投资。BP、壳牌等企业大规模削减石油天然气的产能，中国这些年也关停了很多煤矿，欧洲与俄罗斯的地缘争端等等……传统意义上以油气供应为核心的能源安全概念发生了很大变化。

其二是电力。近些年全球发生过很多电力事故，美国可能是西方发达国家当中停电次数最多的国家，背后原因有很多，如系统故障、设备老化和极端天气等。此外，电力越来越网络化、信息化、智能化，而网络安全对能源即电力安全的冲击越来越大。原来研究能源的可能不太会关心网络安全，但网络安全正成为能源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

其三是关键矿产，主要包括锂、钴、镍、稀土等。无论发展新能源、电动汽车还是储能，都需要这些矿产资源。关键矿产安全和传统的能源安全也不太一样。一是未来二三十年对这些关键矿产的需求成倍增长，今年以来已经出现锂、钴短缺价格上涨的情况，未来的缺口会更大。二是关键矿产的不均衡分布，有些比石油还严重。像锂就集中在很少几个国家，而且多是发展中国家，地缘政治不稳定。

能源安全从过去主要关注地缘政治引发的供应中断变成低碳转型时期的多元的供应风险和冲击，这是很大的变化。

经济观察报：关键矿产既分布不均衡，分布区域的政治也不稳定，这是否意味着我们的投资安全也会面临考验，这个时候如何保障能源安全？

赵宏图：虽然关键矿产资源的安全问题越来越突出，但整体上对能源安全仍不需要过度担心。

以石油为例，随着石油危机后国际市场越来越完善，并逐渐发展出了需求安全的概念，即供需双方相互依赖。石油市场相对完善，所谓的中断或传统安全问题就没那么严重。但像天然气主要靠管道运输，液化天然气量越来越大，但全球市场还没有完全形成，问题会相对多些。

关键矿产资源从总体来讲，市场还没有像石油那么完善，短期内局部的供应紧张或价格暴涨都是可能的。随着需求越来越旺盛，各个国家开始意识到这些问题，各种保障供需的措施也将逐渐到位，相关投资和产能也会增加，长远看关键矿产的市场也会越来越完善，供应和需求方相互依赖程度也将日益加深。

关键矿产目前占比相对较低，而且在一定程度上还可以被替代。人类对矿产或能源的需求，实际上需要的是服务，不是矿产或能源本身。原来的电话线用铜，现在的通讯开始用光纤等新材料。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正处于快速发展和变化的阶段，所需要的矿产种类也将不断更新，如储能电池从原来的铅酸电池到现在的锂电池，需要的矿产就明显不同。

尽管出现了诸多新型能源安全问题，实际上，传统能源安全问题短时间内也不会退出舞台。化石能源的退出将是长期、渐进和复杂的过程，煤、石油、天然气等化石能源仍会存在相当长时间，相关地缘政治博弈也将持续存在，尤其是当前欧美俄之间围绕天然气展开的地缘政治博弈依然十分激烈。

在人类社会还没有找到可以替代石油成为下一代主导能源的情况下，未来世界肯定是多元的能源结构，能源安全的概念也将是多维度和综合性的。

某种意义上，早期侧重供应安全的能源安全是较低水平的能源安全。现在，我们需要的是更加综合、更高质量和更高水平的能源安全。目前，我们保证能源量的供应没有太大问题。比如20世纪80和90年代的中国经常停电，和现在印度等许多发展中国家的停电一样，因为发电能力确实不足。

但现在我们的装机量绝对充足，因为要环保、要逐步淘汰煤等高污染和低能效能源，所以这些年发生的断电，是在低碳转型和保证高质量能源供应的过程中出现的问题。为实现高质量的能源安全，我们要进行能源结构优化和升级。在过快的低碳转型、可再生能源发电的间歇性等诸多因素作用下，出现了供应冲击。

可再生能源发电的不稳定性和不连续性，使得增加一定量的可再生能源发电，就还需要有相应的传统能源调峰备用。虽然仅从风电和光伏发电的角度看，其成本越来越低，但整个能源系统的成本可能是增加的。

所以，在考虑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问题时，不能仅考虑个别能源种类的问题，更需要考虑整个能源系统，能源系统安全才是真正的安全。现代的能源安全应该是大能源安全和综合能源安全，需要关注的是整个能源系统的安全。

为数不多的市场派

经济观察报：在通常印象中，安全往往跟市场是相逆的，作为能源安全研究领域少数的市场派，分歧是否存在于解决安全问题的手段？

赵宏图：首先要重视安全，然后要有足够的安全能力；但要用非市场手段来解决安全问题往往适得其反，可能短期内安全了，比如不进口或者封闭，但扭曲了经济规律和市场。美国剑桥能源研究会主席丹尼尔·耶金研究石油危机时曾认为，当时美国出于政治安全的考虑开始进行价格干预，但干预扭曲了市场，导致后面的油价越来越高。

实际上，西方在工业化高潮时一直是主张自由主义市场，反对贸易保护；但现在走下坡路时，政治上开始变得僵化和保守，近些年又出现干预主义，包括这次能源冲击中干预市场行为屡见不鲜。此外，西方甚至还出现了一股环保宗教化的潮流，极端环保主义盛行，能源和气候问题政治化倾向严重。

这次能源冲击就是很典型的案例：极端去煤、去核电，打压油气产业。这些措施看上去很美好，特别是在政治上很正确，但不现实。淘汰化石能源是渐进的过程，需要平衡经济发展、环境保护等多重目标，目标过于激进将欲速则不达。

现在，国际社会需要避免极端或激进的环保主义。一些气候人士只强调气候变化带来的经济影响，但我们需要综合考虑。一方面，气候变化确实带来诸多负面影响，但如果按照激进或极端政策去煤、去化石能源也会产生很多经济影响。可能，现在到了测算综合的经济影响的时候了。

经济观察报：怎么理解所谓市场派的基本观点？

赵宏图：实际上，我不认为市场在能源安全中起决定性作用，但要相信市场的力量。不同时代，政府应发挥的作用是不一样的。政府和市场的博弈是永恒的主题，未来也是。

能源安全问题不能绝对化，需要把握好安全与发展的平衡。能源安全也不能泛化，不能什么东西都往里装，安全的边界还是要划定清楚，让“上帝的归上帝，凯撒的归凯撒”。包括伊拉克战争是为了争石油、资源枯竭、资源战争等，现在这些观点似乎越来越站不住脚了。

当我们讨论战略性产品或者战略性产业，是否可以不计一些代价去做？不计代价势必违背市场经济规律，就可能遭受市场的反噬。整个社会运行，政治、经济等各方面都是杂糅在一起，也是“不能三角”或者“不可能多角”，实际上也是各方力量博弈和政策综合与动态平衡的过程。

经济观察报：为何特别强调保障能源安全不能关起门来？能源独立有哪些内涵？

赵宏图：能源安全不是说对外有依赖就不安全，这与自身的能力有关。没有一个国家能真正实现能源独立。像沙特、伊朗虽然出口原油，但同时也进口成品油，这些国家也做不到完全的能源独立，全球的能源市场只有互相依赖，才能实现共同安全。

对中国来说，一方面进口能源越来越多；一方面，我们的能源安全综合保障能力和能源产业实力也显著增强。在进口某些能源的同时，我们还出口许多能源产品、技术、设备，如风机、太阳能光伏产品等，我们的海外能源投资也越来越多；还有我们的海外煤电，受到很多西方国家的指责，但实际它上要比很多国家的煤电技术都更先进、更有利于当地减排。

此外，国家强大的一个很重要的前提是企业强大。建设能源强国，需要更强大的国际能源集团。企业走出去并不是为了拿回来，而是为了更加国际化，只有这样企业才能变强。目前，中国能源企业中，中石化、中石油国际化经营指数相对较高，但像国家能源集团国际化指数不到10%。从这个角度讲，能源发展也不是孤立的，而是要进一步加强国际合作。

还需要正确理解“能源的饭碗必须端在自己手里”。“端在自己手里”既不是所谓的能源独立，更不是能源孤立，本质上是要构建与经济高质量发展相匹配的高水平能源安全体系。不能将其误读为所有东西都自己干，而是要建设开放的现代能源体系为了构建高水平能源安全体系，需要更开放的市场，完善的保障措施，尤其要加强各种能力建设。

包括经济内循环也不是孤立，越孤立效率就越低，能力也越差。我理解内循环的核心是打通国内市场。在新能源领域，各省之间会有各种各样的政策壁垒。内循环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打破这些政策壁垒，包括运输等实体壁垒，让国内成为真正运行通畅的统一大市场，让我国巨大的人口和市场红利得以充分发挥。

只有不断降低各种各样的政策成本，减少各种各样的市场壁垒，国内国外双循环才能有效互动互促，中国经济才能积聚起持续不断的增长动力。